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中国这些年来进行的道德教育运动不算少，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讲，保先等等。但是公正地说，现在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依旧令人寒心。我是北京人，由于工作的需要，长期住在德国，中国德国两边一比较，感受特别强烈。咱们中国人的总体道德水平真的比人家差一些，我想不承认都不行。例如，在德国的超市购物，我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当我买东西不多的时候，例如一袋面包，一盒牛奶，几个西红柿，如果前面有一个人，用小推车装满很多的东西，结账将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这个人如果看到我手上东西不多，往往会主动友好地让我先过去。这样的情况，我在北京的超市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例子，几乎随手就可以抓出来。

中国人现在的道德水平不仅比不上现在的德国人，而且也比不上中国人自己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改革前的时候，住宅的窗户从来像现在这样加上如同监狱一样的防盗网。自行车很少丢失。家长们很少有搞二奶的。孩子们真心学雷锋，绝大部分都会把路上拾到的东西交给警察或者老师。学习好的同学组织起来耐心帮助学习不好的同学。工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亚非拉人民，加班加点也很少有怨言。基层干部们大部分都是带头苦干任劳任怨的诚实共产党员。他们干得多，拿的少，并且非常关心有困难的群众。

我回顾改革前中国社会道德水平良好状况的目的，不是否认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前那个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让中国的经济变得僵化。例如在8亿人口的时候，国家曾经荒唐地库存过2亿个乒乓球。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的。德国也是私有制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不比我们低。说明道德水平下降跟私有制市场经济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现在道德水平下降呢。

过去我也纳闷为什么德国总理从来不抓什么思想教育运动，德国人的道德水平也不差。后来在德国住久了，才发现德国的思想教育运动，不是没有，而是比中国人还频繁，还深入基层。那就是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的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会不是像无神论者想象的那样，天天宣讲迷信，而是天天宣讲道德。基督教教导人们信从上帝，荣耀上帝。上帝喜欢人们珍重生命，喜欢人们互相友爱，喜欢人们诚实，喜欢人们谦卑温和，喜欢人们不要崇拜人间权威等等。为什么要信从一个人们看不见的上帝呢？因为上帝不吃不喝，没有七情六欲，不会贪污腐化，具有永恒的权威。

在德国，政府依据宪法管理世俗生活，抓国民经济。教会依据圣经管理精神生活，抓道德教育。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能不能合起来呢？不能。例如废除上帝，让大家听从德国总理的道德教导。但是德国总理也是活人，要吃要喝，有七情六欲，有腐败的可能。除非德国总理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那么让这样一个圣人来抓国民经济，一定会导致国家贫穷。欧洲中世纪经历过一段政教合一的阶段。那是一段黯淡贫穷的历史。后来激发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国家的世俗事物交给宪法，而圣经退回到精神领域。这种二元结构，就是所谓现代基督教文明吧。

中国改革前有点像欧洲的中世纪。重精神轻物质。党的各级领导很像基督教的牧师，以做思想教育工作为主要工作。那时候中国人道德水平好，但是物质生活贫乏，非常的穷。穷当然不好，任何人都不喜欢贫困，所以中国需要改革。党的中心任务变成了经济建设。党的各级领导纷纷带头致富，从牧师的角色变成企业老板的角色。虽然党领导的精神建设道德教育并没有停止，但是要知道，让一群带头致富的人教育老百姓安贫乐业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没有权威的。这就是中国政教合一模式的道德教育权威缺失困境。

严格地说，经济建设与道德教育是一对矛盾。前者鼓励人们的欲望，后者控制人们的欲望。一个权威无法同时做这两件事。强调经济建设，势必削弱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势必削弱经济建设。解决这个困境，只能是重新检讨国家的宗教政策，鼓励健康有益的宗教发挥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地说，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执政党做好人间的凯萨。[2006-6-29]

珍重生命与中国传统意识

珍重生命与中国传统意识

中国历史上儒家办过很多书院，但是好像没办什么医院。也许有个别例外，但是总体上没有像洋教那样热心地去办医院。在洋教进入中国之前，除了皇家有个太医院，中国人看病大都找药店的坐堂郎中，或者街上的游方郎中。换个说法就是，药店老板开办简易门诊部，和个体户无照行医。

中国现代化的医院大部分是洋教教会办起来的。香港，广州，上海，北京，长沙等等，莫不如此。后来洋教教会甚至把医院办到了许多偏僻小县。当年共产党红军的中央医院，也是从福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改造过来的。红军医院首任院长，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就是一个基督徒。

现代医院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从医院的十字标志，就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痕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善于办医院，而儒教却不能呢？似乎佛道两家也没有办专门的医院，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基督教教义比儒家教义更珍重生命。

虽然耶稣为传播福音，殉道而死，但是这位贫苦木匠兼赤脚医生，谆谆教导门徒们要珍重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要绵羊得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耶稣传道的时候，正处于罗马帝国早期，那是一个嗜血为乐的残暴时代。如果你看过《角斗士》电影，就可以领略那种在斗兽场，一边是人与兽，人与人，台下生死决斗，而一边是台上兴高采烈，万众欢腾的场面。基督徒强烈反对这种屠杀游戏。历史上还有基督徒跳进场中，呼吁停止屠杀，结果被愤怒的观众当场杀死的事情。但是基督徒不屈不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道努力，最终使后来的罗马也皈依了基督教，下令关闭了斗兽场。正是由于基督教珍重生命，所以他们不仅办医院，而且还办孤儿院和养老院，尽一切努力去挽救生命，给生命送去关怀。

经过基督教的千年熏陶，西方人的生命观似乎比东方更看重个人生命的价值。这形成了西方近代人权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生命观的不同，在有些方面，东西方出现很大差别。拿对待战争俘虏来说，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回国之后仍然受到人们尊重，同胞们看见他们活着回来，就很高兴。这些战俘没有什么羞辱感。而志愿军战俘回国之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歧视和迫害。支配这个现象的意念是，你们为什么怕死？为什么不为祖国牺牲？从志愿军战俘被歧视被迫害这个事例来看，中国人认为还有比生命更重的东西，那就是国家。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国家社稷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儒家热心办了很多书院，不是教育学生如何关心生命，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做官。相当于党校，为朝廷培养输送干部。而对办医院，办孤儿院，办养老院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慈善行动，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儒家热心的事例。改革前，“一不怕苦，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两条毛主席语录，是要反复向中国人灌输的。我相信毛泽东这个思想来自中国的传统意识。

现在的中国，不怎么提倡不怕死了，是个进步。但是对于生命的珍重依旧不够。如果真的珍重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矿难了。[2006/6/27]

基督教·将军·刘亚洲

从网上读了刘亚洲将军的《信念与道德》一文，其中关于宗教和基督教的论述，真是十分深刻，十分精彩。

首先，刘将军不像那些僵化的理论家那样排斥宗教，而是肯定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刘将军说“今天，中国在大步前进，也暴露了不少问题。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引自《信念与道德》，下同]

其次，刘将军认为中国的传统宗教有严重的缺陷。他说“中国的三个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儒教（我把儒学也称为一种宗教），对中国人形成今天这样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历史证明，这三个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

第三，刘将军认为基督教好。他说“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让我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宗教做个对比。中国文化教育我们"人之初，性本善"。西方的宗教正好相反，它认为人生下来是恶的，人的本性也是恶的。因此，他要限制你，反思你。西方文化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东方文化是把它包起来，养着它。”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问题都指向制度，一切制度的问题都指向文化，一切文化的问题都指向宗教，是十分了不起的。很多根本没有军人经历的政治家，认为社会的稳定在于一党领导，一党领导的稳定在于拥有军队。这种暴力强权政治观念可以说根深蒂固。然而刘将军这位职业军人却明智地看到，一切问题都指向宗教，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惊喜和光明。

宗教是社会的道德管理体系，与社会的政府法律管理体系，相辅相成，维持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中国不是没有宗教。从道德管理体系来说，儒教就是中国的宗教。但是中国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让儒生们管理国家，而且还搞科举考试。这个制度把儒教与当官发财联系起来，于是儒教被弄成一个十分虚伪的东西。在没有约束的权力体制下，清官毕竟是少数，贪官们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能有权威吗？因此两千年来“以德治国”都是空话。西方中世纪也曾经有过类似的阶段，基督教教会变得十分腐败。后来西方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世俗世界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而不是以元首为核心的法治体系。而基督教退回到清贫的精神世界，管理道德。今天的西方，就是这样一个宪法与圣经的二元社会结构，也就是西方人说的基督教文明。而中国依旧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元社会结构。这种结构注定导致国民道德教育的缺失，道德水平下降。

刘将军显然看出中国的难题所在。作为一个中国的军人，他对西方基督教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时断言儒道佛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聪明的读者可以推论出，基督教才是中国人信仰的出路，这样一个结论。当然，现在的基督教已经不是中世纪那个基督教。那么儒教也不是没有被改造被复兴的可能。所以我希望刘将军手下留情，不要一棒子把儒道佛打死。我国的台湾地区儒道佛传统都保存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影响台湾地区实行宪政民主化。问题不在于东方的宗教，还是西方的宗教，而在于是不是宗教与宪政分而治之的合理社会结构。[2005-10-28]

儒教不要干政，才有复兴前途

儒教不要干政，才有复兴前途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弘扬民族文化这个口号，是非常赞成的。俗话说缺什么，想什么，喊出这个口号，就可以得知民族文化有了危机。那么什么是民族文化？也就是说弘扬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著名学者康晓光提出“要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复兴儒学”[引自《“文化民族主义”随想》一文，下同]。我相信，无论赞成弘扬民族文化这个口号，还是反对这个口号的人，都知道，虽然中国民族文化不能等同于儒学，但是至少包括儒学这个重大的内容。

儒学是什么？如果我们查阅儒学的定义，可以知道儒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可以什么都是。所以我们很难给儒学下个定义，说儒学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反过来问，儒学不是什么？似乎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关于这点，我是有证据的。根据1997年中国政府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共罗列了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共五大宗教。这里面没有礼教，也就是儒教。那么截止到1997年，我国政府的观点，认为儒学不是宗教，这是白纸黑字写着的。

问题又回来了。儒学不是宗教，那么是什么？儒学是政治学？那么我们是用宪法治国，还是用儒家政治理论治国？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明确。儒学是不适合的。儒学是经济学？那么用儒学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应用于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现代经济，显然也是不适合的。儒学是法学？显然更不对。儒学是伦理学？但是儒家伦理的尊上卑下和歧视妇女的内容一定要抛弃。否则老百姓不喜欢，中国人口半边天的妇女不喜欢。如果我们复兴儒学，指的是复兴儒学的这些东西，那么复兴儒学，弘扬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非常危险的东西。那就意味着越弘扬民族文化，越是倒退。

之所以有打倒儒学的激进派，就因为儒学本身确实有很多需要被人打倒的东西。激进派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全盘否定了儒学，我们的精神里面还有什么中国的东西？我们还是中国人吗？康先生的担忧，我是理解的。因为我也很担忧。想一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凭心而论，儒家除了一些很严重的糟粕，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精华。全盘否定之，非常可惜，而且也是很不明智的。中国人的这种矛盾心理，自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接触以来，就存在了。而且是，越处于与西方文化接触前沿的中国人，越是感到沉重。这种压力，在国内的人往往不容易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华人把儒学当作精神上的传家之宝，加以爱护。而从国内偏僻乡村出来的人，却容易轻易地喊出彻底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果注意观察西方，就会注意到西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法律管理着世俗纠纷，基督教管理着精神道德说教。宪法与圣经构成西方社会二元式的上层建筑。西方人的道德教育不是建立在世俗权力的权威上，而是基督教敬畏上帝的宗教情怀上。上帝是一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全能的神，所以具有永恒的权威。而世俗世界的领袖，是活人，有七情六欲，有三亲四戚，无法拥有上帝那样的永恒的权威，所以没有资格对国民进行道德说教。让上帝来教育人民，是成功的。。甚至连保持清洁卫生，不要酗酒贪杯这样的生活细节问题，都不遗漏。把大部分西方人教育得规规矩矩。但是如果你跟西方人建议，用《圣经》来代替宪法，他们一定会认为你是害他们，想把他们托回到中世纪去。


1912年，一个叫陈焕章的年轻人，在美国留学拿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孔教会。他邀请自己过去的国学老师康有为当会长，自己担任总干事，开始了他的复兴儒学的艰难事业。他要把儒学复兴成什么样子，在他出版的，基督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给作序的《孔教论》一书中，陈焕章提出了构想，那就是：把儒学复兴成为一个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挽救人心的宗教。对基督教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出来，这是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来复兴儒学。把儒教升华为一个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的宗教。我们可以看出深爱祖国文化的陈焕章，用心是多么良苦。

中国千百年来，是一个世俗权力代替精神权力，政教合一，君师合一的历史传统，这让很多中国人更加难于理解西方世界圣经与宪法并存的二元结构。因为正因为很多人不理解宗教与宪法的区别，因此对陈焕章产生了误解。集权保守派拥护陈焕章，但是他们脑子里面实际上想得是，把儒学当作政治学，当作复辟集权专制王朝的思想工具，要用儒学维持集权专制的等级秩序。而激进革命派也是出于同样一个理解，因而起来反对陈焕章和他的孔教会。其实两派都没有理解陈焕章的用意。而陈焕章为了他的孔教复兴，无法从要打倒孔教的人那里获得支持，只好利用支持孔教的人，因此参与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活动，犯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这使他的儒学复兴事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陈焕章到香港创立孔教学院，并学着基督教使徒保罗的榜样，深入到东南亚传播孔教，成为孔教复兴的中国保罗。孔教学院存在到今天。孔教在实行法治的香港被列为六大宗教之一。

看到康晓光先生现在也呼吁把儒学复兴成为一个泛华人的宗教。这点我很赞成。但是对他复兴儒学的理由却有疑问。为什么把儒学复兴成宗教？首先，康先生说“儒学作为一种学说的复兴远远不够”，换句话说，儒学的其他学说也要复兴。其次，康先生提出儒教宗教化，似乎不是认识到了宗教可以发挥与宪法不同的社会作用，而是针对美国人亨廷顿提出的基督教文明，渴望拿出中国的儒教文明给与回击。甚至不惜建议中国政教合一，用世俗权力来强制灌输儒家的道德说教和儒学其它各门学说。说真的，这样的儒学复兴，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危险有害的。
说实在的，儒学只有作为一种纯正的宗教来复兴，才有它的现实意义。然而这个宗教不要代替世俗政治，也不能被当作搞民族自大主义的工具。宗教就是宗教，应当让它像现代基督教那样，发挥世俗权力无法发挥的道德说教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让儒学复兴造福于民。才能让儒教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并走向世界。[2005-10-26]

再谈儒教复兴的定位

说实在的，我很佩服那些早期共产党员，放着城里阔少爷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去穷山恶水发动刁民干革命，被抓住了就是杀头。但是他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明知道被禁止，被取缔，被杀头，还要去做，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令人赞佩。

为了信仰，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古代还有那个宁可被杀十族的方孝儒。西方古代，自然就是耶稣基督了。基督教传播初期的三百年，始终遭受迫害。传道士和信徒被杀者无数，但是仍然一代一代，英勇无畏，前仆后继，把基督教延续下来，并向全世界蔓延。拿今天的德国来说，宪法里面并没有写基督教领导一切，也没有任何规定说只有基督徒可以当官。但是老百姓仍然像很多中国人喜欢入党那样，加入教会。而恰恰是基督教，支撑了西方社会的道德体系。

用现代基督教的标准来看，中国的佛教道教，才是宗教。而儒教呢，有点像宗教，又有点不像。因为儒教自汉代以来，其经典逐步成为了国家指导思想，儒教徒也成了国家指定的干部现役人才，及后备人才，于是一大批想当官发财的人，都争先恐后来当儒教徒。这与宗教提倡的远离世俗世界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这也跟儒家本身提倡的清心寡欲，是背道而驰的。遗憾地是，儒家思想又具有治国平天下的世俗世界使命感，因此不能放弃做官这个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于是儒教徒中，为了信仰的人，和为了当官发财的人，都乱哄哄的挤在一起。老百姓遇到一个为了信仰的清官，那自然是福气了。没有福气的，肯定遇到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清官不断，贪官不绝的原因。

西方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腐败的危机。在西方建立现代宪政法治社会之前，基督教渗透到世俗权力中心。例如法国大革命前，红衣主教甚至当上王国宰相。于是很多自私自利的人混进基督教。斯汤达小说《红与黑》的黑，就是指的教士的黑袍子。想出人头地的小青年于廉，在黑衣教士和红衣军士之间选择。如果说西方建立现代民主宪政法治国家的历史，也是一个跟基督教做斗争的历史，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然，基督教自身也发生了改革运动。今天的基督教回到了应有的位置。现代基督教跟中世纪那个基督教已经是此教非彼教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任何信仰的门徒，都有腐蚀作用。权力就是权力，信仰就是信仰。只有把信仰把权力分开，才能保持信仰的纯洁。只有纯洁的信仰，才有道德说教的权威。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跟权力结合一起，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越来越低。于是早在辛亥革命就被历史踢开的儒教，又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对中国土生土长的儒教，还是满有感情。但是我认为，儒教如果依旧还是留恋世俗世界，去治国平天下的话，那只能把中国弄糟，也把自己弄糟。我希望儒教变得像现代基督教那样，与世俗世界保持距离，关注人们的灵魂世界，劝人为善，至于世俗世界，交给宪政法治去管理。[2005-9-11]

宪法与四书五经

根据1997年中国政府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共罗列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共五大宗教。这里说的基督教，是指基督新教。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都是基督教，属于不同的宗派。

儒教，也就是礼教，孔教，没有列进去。也就是说，1997年的时候，中国政府不认为儒教是宗教。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承认儒教是宗教。据说联合国文化机构罗列了世界上主要的十三个宗教，儒教也在里面。前几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写了一本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书《文明的冲突》，预告今后基督教文明会遭遇儒教文明的冲突。这样排列，也容易让人们认为儒教是宗教。

儒教是不是宗教，历来就有争论。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所以他有必要在中国对信奉儒家的士大夫传播天主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认为儒教也不是宗教。赞赏基督教的陈独秀先生在他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里，说中国人麻木不仁，没有宗教情怀，所以不仅仅要引进西方的得先生和赛先生，还要输入基督教的宗教情感。1978年，中国哲学学者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我读过任先生的那个讲话。在1978年那个时代背景，任先生的讲话有个潜台词，那就是宗教不是好东西。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推理下去就是：儒教是宗教，所以儒教不是好东西。

从很多角度看，我也认为儒教不是好东西。例如基督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国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儒教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主张平等，体现在基督教的家庭观上，是一夫一妻制。而儒教不讲平等，那么儒教自然不反对中国男人搞三妻四妾。所以说，儒家不是好东西。

儒家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所有的宗教都不是好东西。我观察西方社会感觉到，法律由世俗的政府管着，道德由精神的基督教教会管着。政府因为掌管权力，有贪污的可能，所以没有权威管道德。教会也管不了法律，如果用圣经代替宪法，西方人也不傻，他们知道他们又会回到中世纪去。这就是西方世界的法律道德二元结构，缺一不可。简称也就是现代基督教文明。

如果从道德说教这个意义上来说，儒教也是一种宗教。但是在中国，儒教被专制权力所利用，形成政教合一的一元结构。结果弄得中国既缺少法治，又缺少道德。中国从清末以来，就进行着痛苦的宪政法治历史进程。一方面，世俗领域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制衡机智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远离世俗权力，负责道德说教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现在的中国政府依然承担着有气无力的道德教育工作，中国依然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我认为中国需要宪法的同时，也需要宗教。否认宗教，就无法迎来宪法。中国没有宪法的时代，儒教是国家指导思想，非常庆幸地是，它被打倒了。儒家在管理世俗领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现在谁还用儒教去谈论政治，去干预政治，甚至幻想用儒教去代替宪法，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但是博大精深的儒家，同样是中华文明的一份遗产，丢之可惜。所以我认为儒教在宗教的意义上，有存在的合理性。民国初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陈焕章，试图用基督教的形式去改造儒教，动机良好，并希望得到国家支持，幼稚地建议要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结果迎来了专制保守势力的拥护，和遭到了民主进步势力的反对。其实专制派和民主派都没有明白陈先生把儒教宗教化的意义。后来陈焕章到了香港成立了孔教学院，这个学院存在到今天。

今天很多生活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海外华人，像陈焕章那样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他们把儒教当作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不是当作从事政治的工具。儒教在西方民主国家，赢得了尊敬。但是如果你问一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如何治理中国，他一定会告诉你，用宪法，而不是四书五经。[2005-9-11初稿][2005-10-25修改]

重看大礼仪事件中的儒家品格

我这个人有点阿Q，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如果外国人说他们的哪个东西比中国好，我就搜肠刮肚地从祖先那里找出一件东西来，说中国也不差。当然关起门来在自家人当中，还要实事求是，不能眼看着人家外国的好东西，非说不好。那也是不对的。

外国有个基督教，教育人们做个有道德的人。我觉得不错，总是说基督教的好话。当然说的是现在的基督教，而不是中世纪那个僵化腐败的基督教。但是在外国基督教徒朋友们前面，我总是说中国的儒教好。

对待儒教，据说一些西方的大学者们认为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认为儒教有很多值得西方人学习的地方。然而一些固执的基督徒，则认为儒教有很多缺陷，没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这些基督徒对儒家了解不深，很多看法是来自中国人自己对儒教的批判。

比如说，儒教说臣要服从君，也就是说大臣 们，老百姓们，要服从皇帝。这是典型的马匹哲学。不错，孔子是说过君君臣臣的话，这个短处让人家揪住了。前不久，我还读到张远山先生的一篇精彩文章，叫做 《从儒家奴隶主义到法家专制主义》。他说的道理，我的确赞成。但是这篇文章，我不敢拿给外国人看。因为这样一来，我吹捧儒家，就没有底气了，想做阿Q也做不成了。

儒家真的是马匹哲学，奴隶主义吗？儒家的确 说过臣要服从君，但是儒家总是隐隐约约地表示君主并不是世界的终极。儒家说，君上面还有一个天。孔子说“畏天命”，下一代人汉朝董仲舒搞了一个天人感应 说，警告皇帝，如果你执政有过，天就会降下灾难。又下一代人宋朝朱熹，发现了天理。这个天理，不仅适合老百姓，同样也适合君王。天理不等于君王意识，君王 也要服从天理。于是宋朝出现了濮仪事件，臣子们敢于跟君王争一争。如果天理指的是平等博爱自由，那谁能说儒家不是彻底的现代人权主义呢？

所以说，儒家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比君王还要大 的权威，那就是天。假如儒家为了顺从君王的意志，而去违背天命天理。那可以给儒家下结论，的确是个马匹哲学，奴隶主义。然而儒家是怎么做的呢？看看理学出 现之后，明朝那个大儒方孝儒，宁可被杀十族，不可夺志。再看看明朝中期“大礼仪”一案的群儒们，虽然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后任皇帝管先任皇帝叫叔叔还是 叫爹，的确是个小事，但是群儒们为了坚持儒家的正统信念，敢于向皇帝抵制，反抗，示威。结果当场被廷杖打死十六人，下狱者一百三十四人，这些人后来也大部 分先后死去。如果抛开这些儒士们坚持的礼仪不说，难道他们这种敢于冒犯君王的精神，能用马匹哲学，奴隶主义说得通吗？

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发现儒家有一个分权的思 想框架。在这种思想框架下，儒学向君权相反的方向发展。朱熹之后的下一代人，发展出了陆九渊的“宇宙是我心”，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心学。出现了用人性 充实天理内涵的倾向。一时间，各地书院纷纷传播心学，大有启蒙运动之势。最高统治者并不愚蠢，发现了心学对皇权专制的冲击，三次下令废书院，围剿心学。在 心学的启蒙之下，明末清初诞生了黄宗羲为代表的后期心学，合理地阐述了政府公共职能，彻底否定了君主特权，成为中国近代共和民主主义的先驱。

所以说，儒教是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不是君权的附庸。皇权专制主义只是采用了儒教的其中一部分落后思想。而儒教徒们追求否定皇权专制的努力，一代接一代始终没有停止过。我把这个历史想通了，在外人面前夸赞儒教的底气也足了一点。[2005-9-9]

汽车崇拜与信仰抵制

汽车崇拜与信仰抵制

三十年前的时候，人们喜欢议论谁谁的自行车是凤凰牌的，还是飞鸽牌的。今天这种议论，已经被汽车的品牌所取代。前几天，我家从国内来个朋友，带了一个4岁的小男孩。这小孩子居然可以叫出路上经过的所有汽车的牌子，并声称自己长大以后要挣很多钱，买一辆自己的“大奔”。在这个小孩子心目中，没有比大奔更重要的了。大奔已经成为这个孩子的崇拜偶像。

朋友问，德国人喜欢不喜欢比车。我说现在他们不喜欢比车，喜欢比度假，比谁有更多的闲工夫，上班的天数越少，假期越多，是最牛的。富人们总是在世界各地度假。他们在街上出现的时候，看不出豪华的服装和豪华的汽车，因为晒得黑，比普通人更像民工而已。据说过去的时候，也有过比汽车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国比的这么过分，这么夸张。原因是《圣经》摩西十戒规定除了上帝之外，不许崇拜任何其他神，也不许崇拜任何偶像。

虽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信奉基督教，但是所有德国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徒把对任何一种物质的崇拜，都归类于偶像崇拜，或者是对上帝的不崇拜。自从汽车出现之后，虔诚的基督徒一代又一代地抵制对汽车的崇拜，只是把汽车当作工具，而不是生活的追求。拥有一辆豪华汽车的人，在基督徒那里得不到羡慕的眼光，只能得到批评的目光。基督教徒也不为这个东西眼红。因为摩西十戒还规定：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的所有。批评与眼红是两回事。

正是因为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个遍布城乡的顽固的道德团体，因此西方对于物质的狂热追求，历来受到教会势力所批评，所抵制。当然西方知识分子也知道，假如让教会统治国家，用不了多久，西方就会回到中世纪去，比塔利班阿富汗强不到哪里去。万幸的是，基督教对世俗世界不感兴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世俗政府不是教会，所以要抓物质生产，要推动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不会因为汽车引起人们的某种崇拜而去限制汽车工业生产。所以西方的物质生产，并没有因为有教会的存在而受到什么影响，也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中国文革时代，把小汽车当作奢侈品，国家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制。那个时候，中国的政府不像世俗的政府，很像精神的教会。而现在的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经济。其工作效率不低于任何一个西方政府，是个十分勤劳的抓物质生产的世俗政府。但是鼓励经济发展，就很难兼顾道德上的制约。看到自己城市的汽车走向市场，没有一个市委书记市长不高兴的。如果让他们扭头去批判汽车崇拜，那是很难做到的，如果真的做了，也没有说服力，很像是精神分裂症的表演。

就像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一样，世俗要跟精神分开。只有分开了，才能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2005-10-10]

杂说红灯与信仰

今天除了太傻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明白：路 口的红灯是让你停下来，绿灯是让你通过。红色除了意味着停下之外，过去还是革命的象征。文革高潮的时候，一些激进的红卫兵小将认为交通红绿灯把停与行的位 置搞错了，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四旧，于是在北京有两天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的规则。但是这个新规则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于是交通秩序乱了套。问题反映到 周总理那里，总理明智地制止了这种愚蠢的行为。

虽然今天没有人像红卫兵小将那样修改交通灯 规则，但是交通秩序比起文革的时候，并没有好到那里去。因为车和行人都比过去多了，所以，交通路口的混乱，仍然没有多少好转。除非是那些立交桥，用物理的 界限，把交叉通行的车与人强制分开。那么不得不交叉的路口，只好派出交通警察来人工维持秩序，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大厦附近，友谊商店东南的那个十字路口，交 通高潮的时候，东西南北，总共四个正装警察在那里把守，还不算那些戴红袖标的土八路若干。

从德国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把中国路口的交 通警察当作中国的一景。到了德国才知道，在交叉路口，要想找到一只奔跑的野兔子不太难，因为那里绿党很猖狂，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很强，要想找到一个交通警 察，那可是太不容易了，除非是遇到节日游行，政治示威等大型活动特殊情况。看到德国的司机和行人这么老实听话，才发现人类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不能做到 的。

德国有严格的交通法治，违反交通规则，视同 违法，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坐牢。这跟中国现在的努力是一样的。当然国内也在进步。仔细观察，发现汽车司机们相对老实一点，而行人们和自行车司机就不那么听 话了。俗话说，法不治众，面对成千上万的违法分子，执法部门也无可奈何，只好法治与人治并用，派出大量警力维持秩序，警力实在不足的地方，只好制造一些警 察模特，放在路旁，让人们远远地看去，仿佛是有个警察站在那里。这是中国公路上一个世界闻名的幽默景色。

德国除了在大城市人太复杂的地方，装有电子 监视设备之外，郊区和中小城市并没有这些电子监视设备，只能听天由命地依靠人们自觉了。在这些没有电子检测设备和没有警察的路口，你可以发现，汽车和行人 都机械人一般地，见到红灯停下来，见到绿灯才通过。初次观察德国人如此呆板的时候，以为他们是傻子。时间长了，渐渐地才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不是害怕法 律，因为这些路口没有警察也没有检测设备，而是他们凭着良知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良知，就是爱护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别人的生命。这个良知的形成，一方面有 法律作为惩罚底限，更多的是依靠道德教化。

从文革成长起来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思想 教育，以致被教育得有些厌烦。改革之后，我们基本上放弃了，认为外国人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也很文明吗？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德国生活多一些时间，并深入到 德国人的社会，就会发现，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一点不比中国文革的时代少。不过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不是政府，而是教会。政府认为自己是被选民监视的对 象，没有资格做人民的思想工作，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教会的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因为教会不像政府那样掌握那么多权力，根本没有机会贪污，所以他们教育人 民，人民也信服他们。这样政府负责的法治，与教会负责的道德教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

当然西方的基督教教会也经过了一个自我改造 过程。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控制世俗权力的时候，导致了许多贪污腐败的行为，于是人们反抗基督教的控制。基督教内部也分化出改革的流派。这场宗教改革的结 果，让基督教回到了自己原来应有的地位，挽救了基督教灭亡的危机，演变成今天的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支柱。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中国现在需要信仰。中国不是没有信仰的思想资源，儒教，毛泽东思想，都有合理的精华，但是要进行改造，并站到应有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人的信仰。[2005-9-6]

有感“保持目光单纯”

很多访问过西欧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西方人的目光比较单纯，跟北京西方使馆里面的那些签证官不一样。用西方人自己的话来说，签证官有点中了邪。而绝大多数西方人目光是比较单纯的。过去我也是简单地以为这个民族特性之一，至于怎么来的，从来没有深究过。

上个星期日，几个德国朋友又拉我去他们教会 参加活动，我也想对基督教会做一些深入观察，就跟他们去了。结果这次活动，让我深有感触。这次活动的主题，居然是“保持目光单纯”。这句话出自圣经。保持 目光单纯作为道德修养的必修一课，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了。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西方人的目光那么单纯。

中国人的目光不那么单纯，用我身边一个中国 朋友的话来说，“咱们中国人的目光都是狡猾狡猾的”，当然这个结论有点过分。我不全然赞同。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里面，的确似乎缺少目光单纯这一课。孔 子只是说过“非礼勿视”，见到不符合礼节的，就不要去看，要做到目不斜视。但是对个人的目光如何，没有特别的要求。目不斜视看起来有点发呆，跟诚恳的目光 单纯，还是不一样。孔子下台之后，马克思主义上台，对于目光的问题，更是没有明确的教导。跟目光有点关系的，是阶级感情的教导，对阶级敌人要恨，对阶级兄 弟要爱。那么对生人，分不清兄弟还是敌人怎么办？那只好先怀疑着。

我自己在很多方面还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对宗 教上的一些迷信，持保留态度。但是西方基督教经过启蒙运动的冲击，没有垮台，继续延续下来，一定有它的道理。今天，基督教与人权宪法成为支撑西方社会两大 支柱，一个负责世俗法律，一个负责精神道德。的确基督教有些东西，用科学的观点来看，是属于迷信的东西。最大的迷信就是上帝创造人类。但是这个迷信是人类 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人间帝王的基础权威。很多西方人愿意相信这个迷信。他们在学校里面读进化论，然而星期天进教堂，又相信上帝。这也是为什么集权专制主义 在西方不能长久的原因之一。历史学家们甚至庆幸西方有了这个迷信，并把西方现代文明称作基督教文明，而不是什么其他文明。

中国古代儒家也曾经致力于创造一个制衡人间 权力的上帝，这就是中国人的上天。但是儒家走的是说服统治者的上层路线，统治者接受了儒家学说的同时，把天的儿子这个特权留给了自己。中国唯一的一个祭天 的教堂，北京的天坛，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有权力祭拜。这样，对于上天的崇拜，不得不通过崇拜皇帝来实现。这就是中国的专制集权主义的思想传统。而基督教走的 是下层路线。首先在民间，在穷乡僻壤普及。最后罗马皇帝不得已，才结束了三百年的迫害，承认了基督教的地位。然而他没有机会当上帝的儿子了。这个位置已经 被耶稣占了。西方的皇帝，国王，贵族等等，在上帝面前，跟其他底层老百姓一样，都是平等的，他们除了世袭祖先的领土特权之外，他们在精神上并不谁高明。两 千来，西方的老百姓脑子里面就是这样想的。

辛亥革命给了中国儒家一次解放的机会，一个 新的历史选择。脱离世俗政权，把属于宪法的交给宪法，把属于精神道德的，自己还要顽强地承担起来。这才是儒家的出路。也是日本，韩国这些儒家国家的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经验。但是，儒家如果还要依恋世俗权力，用什么儒家思想去治国平天下，那就会帮倒忙，起大哄，倒大乱，让中国历史倒退。我爱儒家，但是 我不爱权力。[2005-9-20]

漫谈儒家的宽容

儒家的宽容

每到星期天，信奉基督教的德国朋友就拉上我去教堂，去听上帝的话语《圣经》。这些德国朋友都是讲中文的。他们学中文，不是为了谋生找工作，而就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这真让人佩服。
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有点老土，总觉得自己家乡的东西好。他们跟我讲耶稣，我也逮着空子跟他们讲孔子。他们说基督教好，我说孔子好。他们说基督徒热爱他人，我说你们基督徒因为宗教见解不同甚至发动战争。我们孔子就不会因为见解不同发动战争。他们说，你们中国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思想不自由。我说这不是孔子干的。孔子自从解放以来就下台了。上台的是你们德国人马克思呀。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学说的确有很多糟粕。比如“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就冲这句话，一半中国人就讨厌孔子。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完全没有平等意识，维护等级制度。难怪专制皇帝都喜欢孔子。所以关起门来，自家人聊天的时候，谁要是说传统孔子学说十全十美，让孔子学说来统治中国，我认为这个人头脑肯定有毛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着外国人，不能把家乡的东西说的一无是处。我就想孔子学说的好处。仔细一想，果然还有不少好的东西。比如孔子讲宽容，不排斥好的东西。孔子教育他的学生们“君子尊贤而容众”，对于贤明的人要尊敬，对于众人要包容。这个为人处事的态度，不仅仅对人，而且也可以对任何思想对任何事物。

在孔子学说上台之前，有个法家，心胸狭窄，其代表人物秦相李斯，甚至为了坚持一己之见，鼓动秦始皇焚书坑儒，杀害了四百多个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似乎没有儒家鼓动皇帝焚烧书本坑杀别人的纪录。倒是印度的佛教也进来了，回教也进来了，西方的基督教也进来了。有人会搬出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出来。须知，这个历史疑案，早已经被历史学家钱穆用充分的历史证据，证明是一个谣言了。

既然跟西方人讲孔子宽容，我就想点跟西方有关系的。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孔子时代，中国跟西方有什么关系，只是想起来近代的一些故事。

清朝末年有个基督教浸信会英国传道士李提摩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除了传播上帝福音，行善赈灾之外，还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1890年，李提摩太担任在天津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报刊《时报》主笔，宣传西方思想，评论中国时政。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担任中国报纸的主笔，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居然在100多年前，儒家作为中国国家指导思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胸怀让一个非儒教的外国人来当中国报纸的主笔。

李提摩太不是偷偷干的。而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儒教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他上任的。后来李提摩太又到上海去领导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团体--广学会，同时出版新学书刊。后来光绪皇帝为了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有89种是李提摩太广学会出版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数字估计出来李提摩太所宣传的西方思想对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儒教徒光绪皇帝还想聘请李提摩太做他的顾问，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作罢。

讲完这个故事，我又想起了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先生在中国的故事。1919年，中国学生们上街，教师们办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传播西方新思想，其中也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用暴力推翻现存政府，是任何一个现存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儒教徒，喜欢篆刻书画的徐世昌，他就大大方方的容忍了。后来马克思的信徒，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李大钊在1926年遭到了杀害。但那不是儒教徒干的，而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土匪军阀张作霖干的。儒家不杀人，总是被别人杀。

李鸿章和徐世昌都是儒家培养出来的学者兼政治家，他们宽容。土匪张作霖不读儒家书，喜欢杀人。反儒与喜欢杀人，似乎有那么一点关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值得研究。

孔子是一个谦虚而宽容的人。儒学是一个谦虚的思想体系，善于兼收并蓄。按照这个逻辑，儒学是能够自我改造自我更新的。中国的问题，不是多了儒教，而是缺少宪政民主。就是把儒教消灭干净，没有宪政民主，中国同样落后。如果有了宪政民主，儒教继续存在，中国也不会落后。[2005-9-4][2006-6-23修改][2007-1-27修改]

基督教文明遭遇中国痞子文化

如果今天谁要是告诉你，在洋人教堂办的孤儿 院，洋人们把儿童的心肝挖出来做长生不老之药，你肯定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为什么在过去，中国老百姓就相信了呢？难道中国人的头脑真的这么简单吗？这 个迷在我脑子转悠了好久。最后在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找到了答案，他说“吃教的多，信教的少，所以招社会轻视。”

救济穷人是基督教的一个神圣的义务。给穷人 几个钱，一碗饭，我能理解这是基督徒发自内心的一个责任。但是基督教这个善举，在中国遇到了尴尬。那就是这些穷人中，不仅仅有善良的穷人，还有恶劣的穷 人。恶劣的穷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痞子。我小时候住在北京小胡同，对痞子的印象特别深。他们特别穷，特别无知，有钱就喝酒，赌博，没钱的时候就打老婆打孩 子，什么都敢偷，偷不到的，什么都敢砸。第一次读鲁迅的《阿Q正传》的时候，我总是联想起胡同里的痞子。

有人说，人穷嘛，自然痞子多。我也认为没有 人生来喜欢当痞子，他们的确是无辜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全民信教的西藏，痞子就特别少。西藏也很穷，但是痞子没有内地那么多。西方中世纪的时候，有点 像西藏。人也穷，但是痞子相对比较少。这是基督教千百年面向穷人传教的结果。后来西方进行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入了现代社会。然而整体国民 道德素质，还是相对比较高。而中国呢，儒教徒只想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很少像基督徒那样肯无私地到社会底层传道。所以，在中国的穷人中间就留出了文化空 白，于是就自发地产生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痞子文化，也叫游民文化，我管他叫做野蛮自由主义。特征是：求翻身，做人上人，为了个人利益，损害他人利益，不讲规 则，不讲信用，不择手段，乎左乎右，投机取巧，敢吃，敢喝，敢赌，敢嫖，敢抽。西方自由主义肯定个人利益，鼓励竞争。但是介绍到中国来，如果不对自由的规 范限制说清楚，往往把中国的痞子主义呼唤起来。所以我把痞子主义叫做野蛮自由主义。就是提醒自己，在认识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时候，要跟野蛮自由主义区别开 来。

当基督教在中国开始传道以后，痞子们听说还 给钱，还给饭，这当然是痞子们不愿意放弃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也信教，其实不是信上帝，而是信那碗饭。李鸿章曾经提醒传教士李提摩太说，你要是这么施舍，招 来的都不是信教的，而是吃教的。李鸿章说得不错。来了不少吃教的痞子。而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认为这些痞子也可以弃恶从善，所以也不拒绝他们。痞 子历来被社会鄙视，却意想不到有洋大人撑腰，于是在街上走路，也神气起来。但是深受儒家等级思想影响的上等人，一看痞子都入教，就认为自己不能与他们为 伍。所以陈独秀说基督教“招社会轻视”。

在1870年 的时候，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堂办了一个孤儿院，据说为了得到奖赏，吃教的痞子，竟然拐走有家的儿童，送到孤儿院来。这种事情，我相信痞子是干得出来的。然 后又传出谣言，说洋人拐来这些儿童，是为了挖出心肝制造长生不老的药。深深鄙视痞子，不了解洋教的天津老百姓，自然相信这些谣言，于是开始聚众抗议，最后 酿成“天津教会惨案”。

今天的中国，痞子文化还没有消除，还影响着 一些中国人。有些痞子到了西方，为了换取西方国家的拘留权，就编制出来一些受迫害的理由。结果西方国家就拿出基督教精神，向中国抗议。中国呢，因为这些痞 子跑到西方，就像当年痛恨法国教堂一样，痛恨西方。连本来的确很好的西方文明，也跟着一起痛恨，令人十分惋惜。[2005-9-11]

道德教育失败的根源

去年新年，我从德国回北京探亲，给成都的朋友带了一盒药品，要给他寄到成都去。来到我家附近的那个小邮局，里面有五六个顾客排队，本来我以为很快就会轮到我，不料不断地有人从外面进来加塞儿， 轮到我的时候，实际等于我排在第十位。就是说，在我前面有五个守法的，有五个非法的。这种现象在我目前暂时生活的德国，几乎是看不见的。

我问德国人，你们是不是有关于排队的法律？ 他们说没有。这跟中国一样，没有排队的法律，只能凭自觉。“自觉”是什么？在有法律管制的领域，人们可能不容易意识到“自觉”的存在。而在法律管不到的领 域，就可以看出“自觉”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自觉不是出自对法律的惧怕，而是出自道德的崇高感。

不自觉的中国人这么多，是不是中国不讲道德 教育？其实也不是，打开网络就可以看到各类党内的党外的思想教育活动。看来中国并不忽视道德教育。而德国呢，根本见不到政府来搞思想教育活动。政府不管， 并不是等于德国没有道德教育，而是在民间有一个强大的体系在负责道德教育，这就是基督教教会。虽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是基督徒，但是要找到一个不受基督教 影响的德国人出来，则很不容易，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都会受到基督徒的影响。基督教负责道德教化，是西方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始终没有中断。 现代西方人认为，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一种职业，跟大家平起平坐，没有资格作人类的道德导师，唯一有资格的就是为人类牺牲的基督耶稣，基督不属于世 俗世界，属于灵魂世界，因此只能由教会而不是政府来完成道德教育的任务。因为教会远离了世俗权力，因此基督教的道德教育威信很高。历史上基督教也曾经涉足 于世俗权力，结果导致腐败，后来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基督教回到原来的位置，避免了灭亡的危机。

看明白了西方的世俗的法律体系，与基督教的 道德体系二元并存的状态，我好像领悟出一点中国道德教育为什么不那么成功的原因。中国的情况不是二元化的，而是一元化的。世俗权力统治道德教化的权力。可 惜的是，皇帝不是天上的上帝，皇帝是人间的人，农民出身，有七情六欲，三宫六院，搜刮民脂民膏。这样的一个皇帝来教育人民，怎么能有威信呢？这就是中国历 史上的道德教育失败的原因。

近代中国道德水平最高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六 十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号召人们要无私，劳动生产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很像基督教。各级党支部书记都是带头学习，带头苦干，不搞特殊化，善于做帮助别人的好人，很像基督教的牧师。但是，就像基督教统治世俗世界的中世纪欧洲一 样，中国越来越穷。于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了以“富起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可惜的是，原来的那些支部书记带头先富裕起来，从此道德教育失去了威信。 中国人的道德水品开始下降了，很多人开始思念起毛泽东。[2005-9-8]

儒生进京赶考与基督徒下乡传教

我要说的故事，其实从题目上，大家已经明白了。中国古代主流知识分子的故事是进京赶考，十年寒窗，一朝中举。而西方古代主流知识分子的故事是使徒行传，传播上帝的福音，“直到地极”。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方向，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影响至今。

孔子与耶稣一样，都怀着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孔子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传教的历程是从一个朝廷到另外一个朝廷。他教育弟子也是为了朝廷培养干部，他的学校其实是干部学校。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当了官就兴高采烈，可以施展人生报复了，没有当上官就垂头丧气，觉得怀才不遇，世人皆浊我独清。而耶稣从来不把希望放在罗马皇帝身上。他说凯萨归凯萨，上帝归上帝。他号召门徒深入民间，向最穷苦的人传播天国的好消息。耶稣生前没有办学校，但是教会其实就是学校，后来基督教教会还衍生出了教育神学之外知识的现代学校。

基督教面向民间的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下乡传教，越是狂热的门徒，越是走向穷乡僻壤。经过上千年的下乡传播运动，基督教在西方扫除了文盲，在社会的底层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督教道德基础，这个基础也正是文明的商业和民主的政治之基础。没有这个道德基础，就没有现代西方。

儒家面向朝廷的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儒生从穷乡僻壤走向城市。特别是科举制度设立以来，儒生们即便在乡间寒窗苦读，一个个也是心系朝廷，梦想金榜题名。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到处都可以看到儒生们奔向京城赶考的身影。争相入朝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附庸。气极了，出城加入土匪，最后闹一个招安，也还是要做官。

在儒生们像苍蝇一样，围着朝廷嗡嗡乱转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却是文盲一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毛泽东说的是一个事实。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确没有文化，所以也没有道德建设。贪婪，嫉妒，欺骗，固执，狭隘，仇恨，赌博，懒惰，卖淫，暴力等等一切人类的弱点，都处于随时失控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底层处于半野蛮状态。其实半野蛮状态也是一种文化，也可以叫流民文化。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从反面催生出来的。这种流民文化的理想比儒家文化还要高，那就是不仅要当官，而且还要当皇上。你儒家文化仁义道德，我流民文化偏不讲，一切跟你反着来，就是不讲理，不讲道德，看你怎么着？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儒生与土匪都在同一片土壤上生长出来。土匪进而军阀，退而乞丐，能伸能缩，能高能低，能左能右，只要能生存，只要能打天下坐天下，什么都可以接受，根本不管什么信仰，根本不管符合不符合道德。这让儒家惊呼，痛苦，愤恨。可是怪谁呢？难道儒家没有历史责任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倒是一个远离孔子而接近耶稣的人。他搞工农扫盲运动，他鼓励知识分子跟工农相结合，他建立农村党支部。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个搞政教合一，让世俗权力腐蚀了党支部，一个是搞阶级斗争，鼓励仇恨，制造阶级歧视，也就是变相的种族歧视。因为有歧视，就无法有博爱，无法有平等。因此最终没有在社会底层建设起来一个文明道德基础。而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荒漠般的道德基础上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所以现在商业充满了欺诈，富者淫，穷者恨。急功近利，暴力遍地。

当然并非儒家没有好主张，但是儒家千好万好，不把眼睛从朝廷转移到社会底层，就等于没用。民主政治，文明商业，都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社会基层道德。没有这个道德，即便是三权分立，法官依旧可能谋私利。没有这个道德，即便是民选长官，也可能把最能许愿的骗子选上去。而社会基层的道德建设，需要一群像基督教下乡传教士的那样心系底层奉献者。[2005-9-11][2006/6/27修改] [2007-1-19修改]

喝酒问题与中国人的信仰

关于喝酒的问题，在儒家的经典里面，似乎没有论述，也许我学习得不够深入，还没有读到，那就请原谅我在这里发表的议论证据不足。

作为两千年的国家统治思想，儒教似乎没有理睬这些小事。于是中国的民间就把大碗喝酒当作一个美德。其实喝酒太多，人容易失去理智，并不是什么好事。你也许会注意到一个社会地理现象，那就是喜欢喝酒的地区，跟历史上喜欢闹事的地区，是一致的。

少喝一点酒，对身体有好处。但是豪饮，酗酒，无论如何是没有好处的。前年因车祸去世的演员牛振华，因豪饮丧失了生命。但这还毕竟是个人的事情。假如一个船长喝多了，则危害船上所有人的利益。还记得那个被枪毙的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就是一个著名酒鬼，很多会议他是在酒桌上主持的。他动用了多少亿投资，在偏僻的阜阳修建国际机场。这种头脑发热的事情，我怀疑他是在喝多了的情况下做出的。

西方人也有酗酒的，每年公布的车祸死亡名单里面，都注明那些是因为喝酒过量造成的。但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不敢酗酒。西方似乎没有那条法律规定喜欢豪饮的人不能当政治家。但是政治家为什么不敢呢？因为面对选民中的大部分基督徒，谁敢酗酒，就是谁的政治生命的死亡。

基督徒是坚决地反对酗酒的。不是说滴酒不沾，而是反对豪饮，酗酒。这样的个人生活习惯的小事，上帝也作了规定。所以基督徒们要服从。

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占人口多数的信教群众。虽然佛教也不赞成酗酒，但是影响微弱，不成气候。作为过去的统治思想儒教，没有关于喝酒的规定。而现在的统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也懒得管这些小事。所以游民文化的豪饮美德，渗透到各个领域，也没有遭到特别的抵制。于是中国商场上的豪饮，官场上的豪饮，成为了中国的特色之一。

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在喝酒的小事上，有这么大的差异？我认为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根源有关系。基督教的目的在于改造每一个人，拯救人的灵魂，对人的行为管得很具体。而儒教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不要乱套，下级服从上级，全家服从家长，对于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问题，管得很具体，创造出了忠孝节义等等观念。至于其他的事情，例如喝酒，纳妾等等，就不怎么管你了，任你自由。

西方人在世俗世界实行宪政法治，但在精神世界实行宗教的道德说教。一个忠于宪法的总统同时是个基督徒，并不矛盾。而西方基督教教会深入到任何穷乡僻壤，道德说教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文革时代。如果只认识到西方有法治，其实才认识了西方的一半。请不要忽略西方的另外一半，那就是基督教会。

中国传统思想比较人道的就是儒家思想，我希望儒家不要干预政治，走宗教化的复兴路线，建立起一个中国的道德教化系统。但是儒家思想有严重缺陷，不能盲目复古，要批判地发扬光大。[2005-9-13][2005-10-29修改]

信仰上的禁忌

我们知道植物的呼吸跟人类相反，他们呼出来的气，正是我们要吸进去的气。所以说植物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可是现在城市里面绿化不见多，而汽车越来越多。他们呼出来的东西，对人类有害的。他们吸进去的，正是人类需要的宝贵新鲜空气。

汽车好像是人类给自己制造出来的生存竞争 者。人们真是那么需要汽车吗？有相当一部分人城里人认为汽车本来是可要可不要的。乘坐地铁和公车一样可以上班，天气好的时候，骑自行车也是很快乐的一件 事。但是见别人买了汽车，自己还没有，好像很丢面子。再加上电视上面的没完没了的汽车广告，鼓吹汽车时尚文化，添油加醋地迷惑人心。算了，也买一辆吧。于 是又多了一个危害人类生存的四轮怪物。

汽车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在中国，乡村比城里 更需要汽车。因为乡村人居住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很多农产品需要运输。中国的汽车工业完全可以从乡村的市场找到自己的出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银行更 喜欢城里人，不太喜欢乡村人，对乡村的汽车贷款不太重视。而本来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的城市，在银行汽车贷款的推波助澜下，大量的汽车在短时期内用上了城市 街头，排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拿北京来说，由于钢铁化工等工厂迁了出去，汽车取而代之，成为头号空气污染的来源。

说实在的，知道汽车的害处很容易，但是要放 下汽车的诱惑，却很难。例如老同学们见面，开着汽车来的，就比没有开车来的人神气。没有开车的人呢，连忙说出一堆理由，坏了，被爱人开走了，被别人借走 了，想买，但是还没有挑选好等等。理直气壮地说汽车对城市有害的人很少，就是想说，也不敢说，怕被别人说成是阿Q。从这个事例，我们看到了文化的作用。喜欢汽车的人有汽车代表富有，代表现代化的精神支持。而反对不必要的汽车的人，他们虽然有科学的理由，但是底气不足。所以汽车在中国逐步演化为一种崇拜，而不是实际生活需要。

来过北京的德国人都说，北京不得了，如果德 国人要想看看德国汽车最新产品，那就去北京。的确是这样，德国的道路上很少见到那些新款豪华车。许多德国人，需要汽车的话，买一辆够用的车，就行了。如果 不需要的话，立刻就处理掉，绝不留恋。我周围的德国朋友，没有汽车的人，就有好几个。他们不喜欢汽车的理由，除了科学方面的，还有一个我过去不了解的神圣 的宗教理由。那就是上帝不喜欢崇拜偶像。

过去我以为崇拜偶像就是墙上的画，或者石头 泥巴雕塑。后来跟他们一问，才知道，偶像代表着一切勾引人们不良欲望的物质。这个神圣信仰的理由，让他们理直气壮。信仰上的禁忌，往往比科学道理还有权 威。我有个朋友喜欢吃素食，理由来自科学。但是朋友们嘲笑她，说她贪生怕死，活得不痛快。嘲笑她的朋友，用的不是科学的理由，而是如何对待生活的信仰理 由。他主张痛快哲学，并且具有优越感，敢于嘲笑讲科学的贪生怕死的吃素者。可是同样是这个痛快哲学家，遇到了信奉佛教的朋友，就不敢嘲笑了，非常尊重信佛 的朋友吃素的习惯。因为信佛同样是一种信仰，跟贪生怕死无关。于是信佛的人吃素，就十分理直气壮。

信仰的力量，真是十分神奇。[2005-9-14]

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

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采用以皇权为核心的法 制思想以来，历代统治者都作维护其统治的秘密武器，一天也没有放弃过。汉初七王之乱预示着贵族势力的增长对皇权的威胁，最高统治者吸取了教训，一方面加强 集权专制，另外一方面，放弃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意识形态，转而采取了劝人遵守贵贱尊卑等级秩序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从此，表面上的儒家与暗地 里的法家，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宝。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相生相克的，位于高高在上 的外儒内法统治思想，从反面催生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压迫最深的一群人的，报复性的反抗意识，这就是不择手段求翻身做人上人，极端自私自利的，没有任何进 步信念的野蛮自由主义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又顽强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在下被流氓土匪黑社会所信奉，在上被军阀和投机者政客所信奉。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 上有这么多不忠不义，凶狠残暴，反复无常的恶霸地主，商业黑社会寡头，割据军阀和政治个人野心家。

忽略这个野蛮自由主义潜流的存在，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总是民族战争，宗教战争，信仰战争，用一种新信念代替另外一种旧信仰。最终人权主义信仰取得了胜利。而中国除了民族战争，总是翻身战争，而缺少新的信念。处于一个历史的怪圈之中。

忽略这个野蛮自由主义潜流的存在，就不能理 解：为什么一个好讲面子的国度有这么多无赖，为什么一个讲仁爱的国度有这么心毒手恨的土匪，为什么一个讲诚信的国度有这么多假冒伪劣的骗子，为什么一个讲 忠诚的国度有这么叛徒，为什么一个讲信仰的国度，在每次社会变革运动中有这么多投机分子。为什么一个讲气节的国度，在民族危机的时候有这么汉奸。

中国的集权专制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制造了一 大批受压迫的底层大众，一方面又严重腐蚀了他们。不愿意被压迫是人类的本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压迫别人，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中国的等级社会制度， 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儒家思想，给灌输出来的。野蛮自由主义只求翻身，不求平等。这是儒家等级思想在社会底层的变种。

忽略了野蛮自由主义的性质，就不能理解：为 什么社会底层的乞丐，土匪，黑社会内部，俨然是个小型等级社会。他们一有机会就可以发展成为军阀，也可能刮上农民起义的旗号，但是一旦得逞，就把他们的小 小等级社会，夸大到整个社会。比原有的专制集权更为专制，更为残暴。他们根本不想建立平等社会，只想打自家天下。

中国接受西方新思想以来，一批有信仰的激进 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反抗专制集权，反抗儒家思想的革命战争。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所依靠的人，很多是怀着打自家天下的动机参加这场运动的。新中国之后，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毛泽东，看到了坐天下的一帮人产生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欺压百姓的倾向，于是发动了一场以克服私欲为目标的精神革命运动。这就是 文化大革命。但是遗憾地，这场运动又成为一群新的受压迫的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要翻身做人上人的运动。看一看工人造反领袖王洪文的腐败，就可以理解造 反派们的野蛮自由主义的动机。

另外一个伟大的改革家结束了文革，开始中国 的经济改革运动。遗憾地他仍然利用人们的私欲作为改革动力，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热爱他人的人权主义思想上。新的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野蛮自由主义潜流 泛滥。今天的中国天下仍然存在着被以打着国家名义的官僚集团垄断经济，和黑社会半黑社会的私人经济中的强力集团，所瓜分的危险。大部分善良的人民只能吃些 残羹剩饭，得不到应有的尊严，不会感到幸福。

中国，需要建立人人平等，热爱他人，和平的，非暴力的，忘却仇恨的，平等遵守公平竞争规则的，这样一个新的信仰。传统的儒家等级劝善思想，除非进行彻底的改造，否则是无法担负这个历史重任的。以皇权为核心的法家等级专政思想，同样也不能。[200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