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除了太傻的人之外，大部分人都明白：路 口的红灯是让你停下来，绿灯是让你通过。红色除了意味着停下之外，过去还是革命的象征。文革高潮的时候，一些激进的红卫兵小将认为交通红绿灯把停与行的位 置搞错了，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四旧，于是在北京有两天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的规则。但是这个新规则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于是交通秩序乱了套。问题反映到 周总理那里，总理明智地制止了这种愚蠢的行为。
虽然今天没有人像红卫兵小将那样修改交通灯 规则，但是交通秩序比起文革的时候，并没有好到那里去。因为车和行人都比过去多了，所以，交通路口的混乱，仍然没有多少好转。除非是那些立交桥，用物理的 界限，把交叉通行的车与人强制分开。那么不得不交叉的路口，只好派出交通警察来人工维持秩序，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大厦附近，友谊商店东南的那个十字路口，交 通高潮的时候，东西南北，总共四个正装警察在那里把守，还不算那些戴红袖标的土八路若干。
从德国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把中国路口的交 通警察当作中国的一景。到了德国才知道，在交叉路口，要想找到一只奔跑的野兔子不太难，因为那里绿党很猖狂，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很强，要想找到一个交通警 察，那可是太不容易了，除非是遇到节日游行，政治示威等大型活动特殊情况。看到德国的司机和行人这么老实听话，才发现人类共同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不能做到 的。
德国有严格的交通法治，违反交通规则，视同 违法，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坐牢。这跟中国现在的努力是一样的。当然国内也在进步。仔细观察，发现汽车司机们相对老实一点，而行人们和自行车司机就不那么听 话了。俗话说，法不治众，面对成千上万的违法分子，执法部门也无可奈何，只好法治与人治并用，派出大量警力维持秩序，警力实在不足的地方，只好制造一些警 察模特，放在路旁，让人们远远地看去，仿佛是有个警察站在那里。这是中国公路上一个世界闻名的幽默景色。
德国除了在大城市人太复杂的地方，装有电子 监视设备之外，郊区和中小城市并没有这些电子监视设备，只能听天由命地依靠人们自觉了。在这些没有电子检测设备和没有警察的路口，你可以发现，汽车和行人 都机械人一般地，见到红灯停下来，见到绿灯才通过。初次观察德国人如此呆板的时候，以为他们是傻子。时间长了，渐渐地才理解他们的心理，他们不是害怕法 律，因为这些路口没有警察也没有检测设备，而是他们凭着良知养成了一个习惯。这个良知，就是爱护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别人的生命。这个良知的形成，一方面有 法律作为惩罚底限，更多的是依靠道德教化。
从文革成长起来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政治思想 教育，以致被教育得有些厌烦。改革之后，我们基本上放弃了，认为外国人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也很文明吗？可是如果你真的在德国生活多一些时间，并深入到 德国人的社会，就会发现，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一点不比中国文革的时代少。不过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机构不是政府，而是教会。政府认为自己是被选民监视的对 象，没有资格做人民的思想工作，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教会的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因为教会不像政府那样掌握那么多权力，根本没有机会贪污，所以他们教育人 民，人民也信服他们。这样政府负责的法治，与教会负责的道德教化，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
当然西方的基督教教会也经过了一个自我改造 过程。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控制世俗权力的时候，导致了许多贪污腐败的行为，于是人们反抗基督教的控制。基督教内部也分化出改革的流派。这场宗教改革的结 果，让基督教回到了自己原来应有的地位，挽救了基督教灭亡的危机，演变成今天的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支柱。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信仰。中国现在需要信仰。中国不是没有信仰的思想资源，儒教，毛泽东思想，都有合理的精华，但是要进行改造，并站到应有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人的信仰。[20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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