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把上帝的还给上帝

中国这些年来进行的道德教育运动不算少，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讲，保先等等。但是公正地说，现在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依旧令人寒心。我是北京人，由于工作的需要，长期住在德国，中国德国两边一比较，感受特别强烈。咱们中国人的总体道德水平真的比人家差一些，我想不承认都不行。例如，在德国的超市购物，我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当我买东西不多的时候，例如一袋面包，一盒牛奶，几个西红柿，如果前面有一个人，用小推车装满很多的东西，结账将需要比较多的时间。这个人如果看到我手上东西不多，往往会主动友好地让我先过去。这样的情况，我在北京的超市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例子，几乎随手就可以抓出来。

中国人现在的道德水平不仅比不上现在的德国人，而且也比不上中国人自己改革开放前的年代。改革前的时候，住宅的窗户从来像现在这样加上如同监狱一样的防盗网。自行车很少丢失。家长们很少有搞二奶的。孩子们真心学雷锋，绝大部分都会把路上拾到的东西交给警察或者老师。学习好的同学组织起来耐心帮助学习不好的同学。工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支援亚非拉人民，加班加点也很少有怨言。基层干部们大部分都是带头苦干任劳任怨的诚实共产党员。他们干得多，拿的少，并且非常关心有困难的群众。

我回顾改革前中国社会道德水平良好状况的目的，不是否认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前那个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让中国的经济变得僵化。例如在8亿人口的时候，国家曾经荒唐地库存过2亿个乒乓球。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率。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的。德国也是私有制市场经济，道德水平不比我们低。说明道德水平下降跟私有制市场经济没有关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现在道德水平下降呢。

过去我也纳闷为什么德国总理从来不抓什么思想教育运动，德国人的道德水平也不差。后来在德国住久了，才发现德国的思想教育运动，不是没有，而是比中国人还频繁，还深入基层。那就是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的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会。基督教教会不是像无神论者想象的那样，天天宣讲迷信，而是天天宣讲道德。基督教教导人们信从上帝，荣耀上帝。上帝喜欢人们珍重生命，喜欢人们互相友爱，喜欢人们诚实，喜欢人们谦卑温和，喜欢人们不要崇拜人间权威等等。为什么要信从一个人们看不见的上帝呢？因为上帝不吃不喝，没有七情六欲，不会贪污腐化，具有永恒的权威。

在德国，政府依据宪法管理世俗生活，抓国民经济。教会依据圣经管理精神生活，抓道德教育。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能不能合起来呢？不能。例如废除上帝，让大家听从德国总理的道德教导。但是德国总理也是活人，要吃要喝，有七情六欲，有腐败的可能。除非德国总理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那么让这样一个圣人来抓国民经济，一定会导致国家贫穷。欧洲中世纪经历过一段政教合一的阶段。那是一段黯淡贫穷的历史。后来激发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国家的世俗事物交给宪法，而圣经退回到精神领域。这种二元结构，就是所谓现代基督教文明吧。

中国改革前有点像欧洲的中世纪。重精神轻物质。党的各级领导很像基督教的牧师，以做思想教育工作为主要工作。那时候中国人道德水平好，但是物质生活贫乏，非常的穷。穷当然不好，任何人都不喜欢贫困，所以中国需要改革。党的中心任务变成了经济建设。党的各级领导纷纷带头致富，从牧师的角色变成企业老板的角色。虽然党领导的精神建设道德教育并没有停止，但是要知道，让一群带头致富的人教育老百姓安贫乐业是没有说服力的，是没有权威的。这就是中国政教合一模式的道德教育权威缺失困境。

严格地说，经济建设与道德教育是一对矛盾。前者鼓励人们的欲望，后者控制人们的欲望。一个权威无法同时做这两件事。强调经济建设，势必削弱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势必削弱经济建设。解决这个困境，只能是重新检讨国家的宗教政策，鼓励健康有益的宗教发挥道德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地说，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执政党做好人间的凯萨。[2006-6-29]

珍重生命与中国传统意识

珍重生命与中国传统意识

中国历史上儒家办过很多书院，但是好像没办什么医院。也许有个别例外，但是总体上没有像洋教那样热心地去办医院。在洋教进入中国之前，除了皇家有个太医院，中国人看病大都找药店的坐堂郎中，或者街上的游方郎中。换个说法就是，药店老板开办简易门诊部，和个体户无照行医。

中国现代化的医院大部分是洋教教会办起来的。香港，广州，上海，北京，长沙等等，莫不如此。后来洋教教会甚至把医院办到了许多偏僻小县。当年共产党红军的中央医院，也是从福建汀州基督教福音医院改造过来的。红军医院首任院长，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就是一个基督徒。

现代医院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从医院的十字标志，就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痕迹。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基督教善于办医院，而儒教却不能呢？似乎佛道两家也没有办专门的医院，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基督教教义比儒家教义更珍重生命。

虽然耶稣为传播福音，殉道而死，但是这位贫苦木匠兼赤脚医生，谆谆教导门徒们要珍重生命，他说“我来了，是要绵羊得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耶稣传道的时候，正处于罗马帝国早期，那是一个嗜血为乐的残暴时代。如果你看过《角斗士》电影，就可以领略那种在斗兽场，一边是人与兽，人与人，台下生死决斗，而一边是台上兴高采烈，万众欢腾的场面。基督徒强烈反对这种屠杀游戏。历史上还有基督徒跳进场中，呼吁停止屠杀，结果被愤怒的观众当场杀死的事情。但是基督徒不屈不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道努力，最终使后来的罗马也皈依了基督教，下令关闭了斗兽场。正是由于基督教珍重生命，所以他们不仅办医院，而且还办孤儿院和养老院，尽一切努力去挽救生命，给生命送去关怀。

经过基督教的千年熏陶，西方人的生命观似乎比东方更看重个人生命的价值。这形成了西方近代人权主义的思想基础。由于生命观的不同，在有些方面，东西方出现很大差别。拿对待战争俘虏来说，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回国之后仍然受到人们尊重，同胞们看见他们活着回来，就很高兴。这些战俘没有什么羞辱感。而志愿军战俘回国之后，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歧视和迫害。支配这个现象的意念是，你们为什么怕死？为什么不为祖国牺牲？从志愿军战俘被歧视被迫害这个事例来看，中国人认为还有比生命更重的东西，那就是国家。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国家社稷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所以儒家热心办了很多书院，不是教育学生如何关心生命，而是教育学生如何做官。相当于党校，为朝廷培养输送干部。而对办医院，办孤儿院，办养老院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慈善行动，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儒家热心的事例。改革前，“一不怕苦，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两条毛主席语录，是要反复向中国人灌输的。我相信毛泽东这个思想来自中国的传统意识。

现在的中国，不怎么提倡不怕死了，是个进步。但是对于生命的珍重依旧不够。如果真的珍重起来，就不会有这么多矿难了。[2006/6/27]